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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|一代经典反派刘龙终谢幕:不能低着脑袋

时间:2020-06-03 04:19  来源:葫芦岛计生委员会 复制分享 我要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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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纪念|一代经典反派刘龙终谢幕:不能低着脑袋

1998年央视春晚,小品节目《正方与反方》开场前,随着主持人倪萍的介绍,“正方”演员以祝希娟为首,踩着“进行曲”的鼓点豪迈登场。“反方”演员则由陈强带队,配着“鬼子进村”的旋律鱼贯而入。因“情报处长”得名的演员陈述,干脆哈腰圈儿腿,拿了个端枪扫荡的台型,逗得观众哈哈大笑。

笑声犹在,斯人已逝。彼时的“反方”演员陈强、陈述、葛存壮、王孝忠早已相继离世,就在上个月,80后们儿时的“胡汉三”刘江,95岁谢世。如果按坊间“五大反派”论,和王孝忠类似,另一位银幕上的“鬼子专业户”,老演员方化早在1994年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回眸一瞥,不过两句台词“不看了,不看了……”便成永诀。

《正方与反方》剧照

彼时,走在“反方”倒数第二位的演员刘龙,日前刚刚辞世。和刘江一样,两位八一厂的老演员,耄耋之年得以寿终,诚既悲戚,继以曹孟德的对酒当歌,可谓“恩泽草木”。由时代所限,亦有时势造就。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,这些位反派演员,早已刻印进一代代国人的集体记忆。这一点,由我们日常开玩笑时一瞪眼,一吹须,一句“高,实在是高!”不经意间,早已活画进现实人生百态。

黄世仁的阴毒,情报处长的狡诈,地主乡绅的狠辣,外族侵略者的颟顸愚顽,他们的银幕形象各擅胜场。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的真名,却一直忘不了他们的扮相。与同行相较,刘龙在上世纪80年代出演了不少带有商业味的电影,带给一代人的笑声,远没有他可怖的表演令人心有余悸。导演郑大圣曾回忆在上影厂厂区放映厅看片的经历:当年《405谋杀案》、《东港谍影》里面出现了电子乐,有跳接的剪辑,“从技法到观念上,有很多开道意义的探索,是难得的类型片探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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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猎字99号》剧照

以此而论,1978年的电影《猎字99号》也属此类,放在今天看,那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Cult film。刘龙在里面饰演潜伏特务班德彪,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回忆说,“真是童年的噩梦”。刘龙后来自己也说,演完这部戏,八一厂大院一位化妆师的女儿,只要见着他就跑掉,“有一次我问她妈妈,闺女怎么见着我就跑啊?原来是怕我给她牛奶里下毒(电影中的情节)……”

这样的经历在那一代反派演员的人生遭际里不是孤证,却反证了他们银幕形象塑造的魅力。1943年,中学肄业的刘龙来到上海,投考左翼剧社苦干剧团。面试时就一句话,念一遍“石头、舌头、日头”,长在皇城根儿下刘龙自然不在话下。之后从剧务、场记干起,逐渐登上舞台,有了自己的角色。刘龙曾回忆一次排话剧《云南起义》,他饰演袁世凯的侍卫官。散场时,石挥拉住他说,“刘龙啊,你怎么老是耷拉着个脑袋?舞台上,演员是不能低着脑袋的,观众看不见你就麻烦了。打那以后我才明白,不能低着脑袋。”

此一句“不能低着脑袋”,是他舞台开窍的法门,亦是人生正道的提喻。“没有小角色,只有小演员。这是那一代演员身上的矜贵。”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,石川感慨道。

刘龙个人照

【对话】

“黄金炮架子”

澎湃新闻:刘龙是山东人,生长在北平,为何要在上世纪40年代来到上海发展?不独他,一批类似生活背景的演员,彼时都集中在了上海。

石川: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,上海是一个谁也绕不开的文化码头。刚好其时传统文明戏向现代话剧舞台转变,需要大量平津地区,有语言基础的演员加盟。类似从默片到有声片转变,演员也从浙江、广东为主体有所改观,1940年代影剧界的“四大名旦”,除了秦怡是上海人,白杨、张瑞芳、舒绣文三位都是生在北方,或是在北京有过生活、学习的经历,包括演话剧的石挥、蓝马也都是北方人,他们在语言上先天有优势。

澎湃新闻:能否介绍下苦干剧团?

石川:苦干剧团是黄佐临等发起的同人创作团体,得名于他提出“齐心合力,埋头苦干”。

剧团不以营利为主,专事严肃的话剧创作。骨干以平津一带演员为首,石挥、张伐都是,刘龙的师父崔超明那时就演反派。迫于生存环境,当时剧团和电影公司的演员人数大都相对固定,这就造成一个演员演什么就会一直演下去,类似京剧中的行当划分,于是就出来了很多“专业户”型演员。延续到1949之后,葛存壮演地主、方化演鬼子也可以视作一种“定型”。

总演一类角色,就会反复琢磨,于是造就了一批“小角色、大演员”。比如陈述、程之、白穆都是如此,谢晋导演当年称他们是“黄金炮架子”。“红花”可以走马灯似地换,“绿叶”永远是这批人。包括牛犇,他年轻时就饰演这类角色,演到现在还是如此,几乎没演过什么主角。《假凤虚凰》中的主演是石挥,苦干剧团当时那拨男演员几乎都在里面,刘龙只有两三场戏,几乎是一晃而过。

澎湃新闻:这批配角型的演员在1949年之后,也延续了自己的发展模式?

石川:刘龙等一批演员,他们面临着新旧社会的转换,文化观念也发生了转变。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定位,革命的文艺是教育人民、团结人民,打击敌人的武器,所以演员表演一定要追求爱憎分明,演反派坏分子,那就一定要让观众看完恨上你,某种程度上演员就要做出牺牲。举个例子,陈强在延安演黄世仁,做了很多研究,把当地的“秧歌步”结合进自己的台型。有场戏是黄世仁喝醉了酒,哼着小曲儿迈着秧歌步出场,结果演完就遭到领导批评,不少女性观众看了戏,对这个地主心生好感,嗓音婉转、身姿翩翩,好帅啊!

这哪成,你(陈强)这是体现你个人,而不是角色,角色是要让观众仇恨的。这让陈强得到了教训,他后来再演黄世仁,台下参军不久的小战士切齿痛恨,举枪就对着台上射击,幸亏班长眼疾手快枪口一抬,才躲过一劫。这两个事儿一正一反,说明那个年代的表演观念,就是要把自身爱憎赋予角色。

没有接受过审美训练的人,往往不能把角色和演员分开,这是一种可爱的幼稚病。上世纪80年代以后,这种表演观念开始改变,不管是反派还是正派,作为一个人,人性的复杂要演出来。孙飞虎饰演蒋介石,开始把他当成一个“人”来塑造,他有自己的一套家国情感。相应的,观众也开始接受这样的表现。

澎湃新闻:刘龙在1960年的电影《勐垅沙》中,饰演少爷帕嘎而为人所知,能否介绍下他获得这个角色的机缘?

石川:当年的要求是故事发生在哪里,要尽量用当地的演员。拍《阿诗玛》时,阿诗玛是白族人,杨丽坤是彝族,上影厂力主她来演,电影当然很成功,但就这一点,后来遭到批评,甚至抬到“有违民族政策”的高度。刘龙那时还名不见经传,能觅得这个角色,和他是昆明军区话剧团演员的身份分不开,虽然是汉族人,他了解当地风土人情。少爷帕嘎那句台词,“给我拿九千九百九十九粒米,多一粒不要,少一粒不行。”可能就来自当地民间传说。这也和当时提倡走群众路线“下生活”分不开,民间采风得来。

《勐垅沙》剧照

“不能就表演谈表演,抽离时代环境”

澎湃新闻:刘龙一代反派的集体谢幕,先于他们的,是一代表演观念的终结。回过头来看,如何评价他们的艺术价值?

石川:他们作为那个时代最后一批亲历者,是我们很大一笔文化财富。举个例子,陈述在《渡江侦察记》中演情报处长,就那么几场戏,举手投足现在谁也无法复制,非常符合人们对那一类生活经验的记忆与想象。80年代拍《日出》,饰演陈白露的方舒,向民国时代的老演员讨教——那个时代风尘女子的站姿要像个“茶壶”,右手夹烟,手腕外撇,左手掐腰。再后来谢晋拍《最后的贵族》,把卢燕老师从美国请回来,教潘虹、肖雄那批女演员穿上旗袍怎么走路。

澎湃新闻:李安拍《色|戒》,也请卢燕老师来教女演员们牌桌前的仪态。说到底,那个味道学不来,是时代赋予的阅历和经验。

石川:没错,这就涉及到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一代的表演范式。有些人认为陈强、刘龙那代演员的表演早过时了,是历史的遗迹,但这就像是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儿时穿开裆裤的照片,你是要嘲笑自己的过往,还是加以呵护怀念?现代人应该就这个问题有基本的立场:不能就表演谈表演,抽离时代环境。

现在很多影视作品“有演员,无角色”,人们记住的是片中明星,不会记得他饰演的角色。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影片,我们脱口而出的是角色和台词,像“刘江”、“刘龙”(这样的名字)本身很大众化,演了一辈子戏,观众看着脸熟可能就叫不上名字。

澎湃新闻:这些配角演员,反派演员舞台上的生存空间不大,往往一两场戏,甚至一句台词就让几代观众念兹在兹。

石川:这批演员可能没有受过完整的学院教育,像刘龙,可是通过一次次舞台上实践,石挥、崔超明等人就是他的老师,演完一场复盘提点意见,他听进去了,慢慢参悟,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体系和绝活儿。石挥就特别擅长结合中西方表演程式,比如演《大雷雨》,还没出场,耳幕后先就咳嗽一声,这是京剧里老生出场样式。这些“先声夺人”的技巧在西方表演体系里没有的。另外他们善于观察生活,比如揣摩旧社会上海白相人的做派行止。黄佐临是萧伯纳的学生,石挥说自己的大学“就是北京天桥”,两套不同的体系相互参照融汇,出来一批大师。

《开国大典》剧照

“他着实‘吓’大了一代人”

澎湃新闻:相较于那几位经典反派演员,刘龙先天条件“较好”,是否意味着他必须在角色选择和塑造上更得别出心裁?

石川:刘龙的反派形象和自身长相间没有特定的关联想象。他典型的国字脸,亦正亦邪,演反派就需要先在精神状态上找到“坏”在哪里。所谓眼珠一转,计上心来,一场戏的表演层次要叠合得更细密,看不到针脚才好。刘龙给一代人留下的印象,“怕”的成分居多。刘龙在《三个失踪的人》中饰演独眼龙敌团副,几乎是我儿时的噩梦。《猎字99号》等一系列电影,着实吓大了一代人。

这可以拿谢晋对演员表演的三个境界来说,首先是对人物的理解能力,没有生活理解不了,比如《牧马人》里牛犇演郭扁子,“去去去,没见过你爸跟你妈结婚啊?”一句台词就特别传神。其次是对角色的呈现能力,能通过举手投足把角色特质呈现出来。第三层要求更高,赋予角色独特的魅力。那批老演员至今依然值得我们尊重,表演是带有时代痕迹,谁也无法否定他们的角色魅力。

澎湃新闻:不少反派演员晚年,或者说正当年时就有谐星的味道,怎么看?

石川:1989年《开国大典》,刘龙在里面饰演毛人凤,那个前倨后恭某种意义上就带出了滑稽的味道。2009年《建国大业》,姜文饰演毛人凤也让人发噱,两者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姜文面授机宜,交待人去“把张澜、罗隆基做掉”,完全是黑帮教父的做派。刘龙则是在电话里传达,说到“就是那一批,张澜、罗隆基……”时还手掩话筒,压低声音,这都是戏。

能否转型,还是要看机遇的眷顾。陈强晚年转型成功,《瞧这一家子》后和儿子陈佩斯合作了“二子开店”系列,葛存壮也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儿子,却没有遇到合适的角色。刘江、刘龙晚年参与的影片多是客串,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在80年代就基本结束了。

澎湃新闻:饰演反派的演员生活中口碑往往很好。这当然有个体内因,当成为一种整体性口碑时,是不是带有社会性的原因?

石川:这批演员都是传统教育出身,所谓温良恭俭让是有的。在舞台上甘当绿叶,生活中也分寸自知,做人都很低调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刘江上街还被一群小孩子围着起哄,“胡汉三!胡汉三!”那他能怎么办?只好一笑置之,悻悻而返。听说刘龙八十年代上街也要戴墨镜,也是不想招致无谓的麻烦。他们那代人共同的修养或者说智慧,就是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处众人之所恶,故几于道。”

同时革命教育又让他们秉持集体主义观念,在革命集体大家庭中,遇到荣誉往后退,碰到困难往前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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